从道州古城顺潇水而下,一直到双牌县的瓦窑滩,大大小小的窑址群多达百余处,其中尤以青口的寨子岭、庙头、武家滩三处窑址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在此三处调查发现的遗址即有粮站窑址、电排码头窑址、寨子岭村窑址、渔场窑址、庙头老村窑址、后背山窑址、武家滩河边窑址、茶树里窑址、泥江口窑址等三十六处,占地面积达6平方公里。各窑址附近很容易找到瓷片和废弃窑具堆积,堆积层呈圆锥状,直径10~30米,地表高度1.5~6米之间。也有把瓷片和废弃窑具填坑掩埋的,如寨子岭村窑址和粮站窑址,掩埋最深处达8米左右。由于寨子岭、庙头、武家滩均在潇水河东岸,寨子岭窑址相距庙头老村遗址仅500米,相距武家滩河边窑址和茶树里窑址仅800米,这三处窑址地理空间较近,各窑生产时间又都在南宋时期,因此,我们把这三十六处窑址统称为寨子岭宋代窑址群。
寨子岭窑址并不以烧造历史悠久而显著,而以其窑址数量之多、窑群规模之大、地理位置之便、造型种类之奇、釉彩运用之繁、作品刻画之工、产品销路之广而著名。寨子岭窑址群规模及窑址数量已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江永玉阱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衡山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造型种类和釉彩运用上要丰富得多,在作品刻画上也较之高超许多。可以这样说,寨子岭窑址群是南宋时期潇水流域和湘江流域比较有代表性的重要窑场之一。
该窑址群出土的器物中已发现有瓶、碗、盘、盏、盒、香炉、执壶、盆、坛缸、玩具、狮虎摆件、砚台、建筑构件等,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具、祭祀用具、玩具、文房用品、建筑构件等,种类繁多。其中,瓶就有梅瓶、葫芦瓶;炉有三足双耳式、圈足式等;玩具有哨子、家畜家禽等小动物。这些产品的胎质分灰胎和红胎,大多粗松,胎内含杂质较多,瓷化程度不是太高,显示了当年烧制的温度在1100℃左右。在制胎上,瓶、碗、盘类等圆形器用手工拉坯成形,动物玩具用手工捏塑成形,部分狮虎类摆件还运用了模制成形法,另外贴塑也运用得比较多。上述造型中,不仅继承了南宋以前一些器型,也有一些器型是根据当地百姓需要而设计的,具有道州本地特色。如道州人喜欢喝本地酿造的红薯酒,而酿造这种红薯酒需要大型的坛缸和冷却缸(俗称过缸),这些大型的坛缸、过缸残片出土很多,说明寨子岭窑址群曾经大量烧造过此类产品;又如,道州人爱吃泡菜(俗称酸咸菜),该窑址就大量生产带盖有檐的酸咸坛缸。以上说明,寨子岭遗址群产品不仅多样,而且有些产品独具特色,是其他窑口所没有的。
瓷器装饰方法分胎装饰和釉装饰两种。该处产品胎装饰有模印(用事先制好的模具印制花纹)、手工刻花、手工画花、二次入窑、贴塑等,这些工艺方法是直接在胎上印、刻、画、贴纹饰,上釉烧制后会在釉面凹凸出纹饰,能起到美化器物的作用。釉装饰就是以多彩的釉料呈色来装饰器物。寨子岭窑址群产品纹饰以牡丹经纹、莲纹、缠枝花卉、双鱼、贴塑小佛或小动物为主,青黄、青、褐釉为大宗。一般来说,普通产品上半釉、高档产品上满釉,但大部分底足无釉。也有双色釉的产品出现,如点彩,即在已上好一次釉的产品上用软笔蘸上另一种不同的釉色点画在第一次釉上,经二次入窑烧制出来,这样就可以使产品釉色更加丰富,进一步美化产品。
寨子岭窑址群产品纹饰刻画精美,釉层较肥厚,其印、刻、画技法可以与北方耀州窑相媲美,其点彩法(特别是虎皮釉器物)又有仿建窑产品特征,而耀州窑和建窑分别是北方两大著名窑口,说明寨子岭窑址产品质量及工艺水平之高,同时也说明,有耀州窑、建窑工匠参与了寨子岭的瓷器生产。
便利的水陆交通为寨子岭窑址群产品外销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潇水、湘江再入洞庭,产品可以运至长沙、武汉,由湘江进入灵渠可远销至广西,再由梧州或湛江销往海外,古代道州陆上交通也比较发达,产品经潇贺古道(道州—贺州)入两广,等等。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在长沙、梧州、湛江、广州等地均有寨子岭窑址产品出土,说明该处产品销路之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