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为何“放浪形骸”?

  《世说新语》记载了两则关于刘伶的事,一是:“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Z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二是:“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人我裤中?’”《晋书》记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

  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的确是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了。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有的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分析。东汉中期以后,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震惊朝野的事情:“太学清议”和“党锢之祸”。汉桓帝时,宦官把持了朝政大权,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致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太学生本着儒家思想的“兼济天下”和出于对朝政的关心聚集在京师,议论和品评朝政,想借此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开明政治的实施。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太学清议”。而清议的结果是太学生领袖李膺死在狱中,并且株连五族。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对太学生言行的打击非常惨重。由此,他们认识到对现实的关怀,会威胁到自己的性命,但是儒家思想的立身原则又使他们不愿意任人宰割。

  而后来到了魏晋时期,特别是司马氏掌权之后,朝廷更是昏庸残暴,滥杀无辜,当时许多太学生和名士都死在了司马氏的屠刀之下。越来越残酷的现实使名士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越变越深。所以,为了摆脱内心痛苦,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关心时事,转而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摆脱。

  所以说,一些学者认为,魏晋名士们一方面谈玄论道,以求得精 神上的解脱;一方面则在道家思想影响启发下,对生死问题有了深刻 的认识。精神上获得解脱了,参透生死了,所以便对一切事情都看得 比较豁达,也就会做出一些异于常人的放浪形骸的事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魏晋名士不是对世事不闻不问,而是通过另 一种方式来表态他们对现实的不满。

  比如,魏时执掌朝政的司马昭为 他的儿子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向阮籍的女儿求婚。阮籍不 想与司马氏合作,所以便用大醉六十天来逃避。晋朝人有七月七日晒 衣服的习惯,所以阮氏贵族都命拿出绫罗绸缎来炫耀,而阮咸则只挂 出一条粗布短裤,以表示不屑“未能免俗,姑且如此”。

  总之,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是在被逼无奈之后的一种逃避现实却 又不得不关注现实的复杂表现。